文/北京市集佳律師事務所 李洪江

　　2013年，中國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大倡議，得到國際社會高度關注。“一帶一路”戰略是一項系統工程，包括政治、經濟、社會、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的合作。隨著“一帶一路”建設步入快車道，越來越多的投資項目、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等在沿線國家落地。可以預見，“一帶一路”戰略的深入實施，將增進中國與沿線各國經貿領域的合作急劇增長，并實現在投資、金融、基礎設施、科技創新、人文交流等各方面的深入融合，而經貿合作的制度保障在于規則的輸出，特別是在“一帶一路”沿線各國政治、法制環境存在巨大差異的背景下，知識產權制度的輸出因其獨特性成為突破口之一。

　　一、“一帶一路”框架下的知識產權現狀

　　1、中國無疑是知識產權制度的受益者

　　中國首先來看，其知識產權制度總體上是適應了其經濟發展并有巨大促進作用的，特別是近年來中國政府在“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宏觀背景下，知識產權制度在立法、司法、行政保護等方面取得了巨大進展。2016年全年中國發明專利申請受理量達到133.9萬件，國內有效發明專利擁有量突破100萬件。受理商標注冊申請369.1萬件，同比增長28.35%，連續15年居世界第一。有效商標注冊量達到1237.6萬件。作品、計算機軟件著作權登記量分別達到159.9萬件和40.7萬件，同比分別增長18.65%和39.48%。農業、林業植物新品種權申請量分別達到2523件和400件。新批準地理標志產品180個。2016年全年專利、商標行政執法辦案量分別達到4.9萬件和3.2萬件，同比分別增長36.5%和3.4%。全國海關全年共查獲侵權商品1.7萬余批，涉及貨物數量4200余萬件。各級法院新收知識產權民事一審案件13.65萬件，同比增長24.8%。

　　雖然中國知識產權制度在執法、司法保護等反面還存在著諸多問題，但總體上自知識產權制度建立以來，整個知識產權制度為中國經濟建設各領域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中國無疑也是知識產權制度的受益者。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中國不僅建立了符合國際通行規則、門類較為齊全的知識產權法律制度，而且在知識產權創造、運用、保護和管理等各個方面，也都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成為了名副其實的知識產權大國。不僅如此，2015年中國政府又明確提出了“建設知識產權強國”的戰略目標，中國各行各業創新主體創新積極性競相迸發，正在知識產權制度的激勵和保護下，為中國科技創新、文化創意產業創新等貢獻自己的力量。

　　截止2015年4月，“一帶一路”涉及的沿線國家共在華申請專利24310件，其中發明專利7993件、實用新型1376件、外觀設計4941件。申請人主要來自俄羅斯、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以色列、泰國、波蘭、捷克、匈牙利、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等11個國家。主要申請領域包括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醫藥制造業、專用設備制造業、通信設備和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儀器儀表制造業。

　　以上數據表明，中國良好的知識產權制度的運營也吸引了廣大“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布局中國的知識產權，進而保護其相應的市場競爭力。在此意義上來說，“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也逐漸成為中國知識產權制度的受益者之一。

　　2、“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知識產權制度參差不齊

　　“市場未動，知識產權先行”已經成為廣大市場競爭主體的必備知識，然而在“走出去”過程中，廣大經營者發現并非如中國狀況一致，特別是在以高附加值等科技含量集中的產業領域，試圖尋求知識產權保護卻并非那么易如反掌。

　　根據國家知識產權局數據統計，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重點國家的申請量較大的有6個：印度（6525件）、俄羅斯（2212件）、新加坡（1918件）、越南（894件）、馬來西亞（600件）、菲律賓（523件）、土耳其（144件）、印度尼西亞（140件）。而2016年，中國PCT國際專利申請受理量卻超過了4萬件大關。通過數據對比不難發現，中國經營主體在傳統發達國家知識產權布局基本成熟并呈現逐年遞增態勢，這也就意味著中國企業走出去戰略中，傳統歐美日韓等發達國家仍為主要方向。而對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專利申請數量不難理解，考慮到知識產權數據統計的滯后性以及市場布局滯后于知識產權布局的特點，中國廣大經營主體并沒有或者還沒有習慣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市場以及知識產權布局的宏觀設想。這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知識產權保護環境的參差不齊有直接關系。

　　2016年，國家知識產權局在北京發布《“一帶一路”及拉美相關國家或地區知識產權環境概覽》，針對特定地區、高風險地區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提供知識產權保護指引，為中國“智造”揚帆出海保駕護航。

　　（1）知識產權制度比較發達國家和地區

　　中東歐有8個國家（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白俄羅斯、烏克蘭）的知識產權制度已達到《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要求，其綜合經濟發展水平與中國相當，知識產權環境也與中國相當，但不同國家之間仍存在差異。這8個國家中，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等已經加入歐盟，其政局相對穩定，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高，知識產權執法力度普遍較嚴。

　　從東南亞住過來看，新加坡等國家制定并實施了專利法、商標法和著作權法；菲律賓等國家則制定了綜合知識產權法；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的專利法只保護發明專利和實用新型專利，外觀設計專利另行立法保護。

　　2014年3月12日，俄羅斯總統簽署了第35號聯邦法律，對《俄羅斯聯邦民法典》第四部分作了多項重大修改。適用于俄羅斯聯邦境內包括專利權、實用新型、工業品外觀設計、專有技術、商標、許可和侵權責任多種類型的知識產權權利。

　　印度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大幅修訂知識產權法律。為與國際接軌，印度在2005年的專利法修訂中新增計算機軟件和醫藥產品專利保護的條款，強有力地刺激和吸引了印度國內和國外的投資者。印度對知識產權的保護秉承“需要則保護”的原則，將知識產權制度作為一種政策工具，根據自己的需要而實際運用。在印度，通過海關行政執法進行知識產權保護也是較為典型的行政執法途徑之一。

　　（2）知識產權制度欠發達國家和地區

　　以沙特、阿聯酋、卡塔爾、巴林、阿曼、科威特、埃及為代表的中東七國，其知識產權綜合能力則相對薄弱，與其高度發達的經濟環境對比鮮明，其創新活力可見一斑。

　　雖然中亞國家近年來的經濟增長速度較高，但是經濟結構比較單一，主要依賴能源、農產品、礦產品以及原材料等的生產和出口，科技創新能力不強，知識產權整體擁有量非常少；整體知識產權保護狀況還不發達，尤其是知識產權管理和執法狀況較差。據統計，2010年至2012年間，中國企業在哈薩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申請量不足10件。

　　由于考慮到某些國家的商標或外觀設計可能觸及不符合伊斯蘭教義和穆斯林文化傳統的內容，在商標注冊和外觀設計方面，GCC各國（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其成員國包括沙特、阿聯酋、卡塔爾、巴林、阿曼、科威特六個海灣國家）均自成體系，GCC本身的實體商標法尚未推行，更沒有統一的申請注冊制度。

　　二、“一帶一路”框架下需要知識產權規則的統一

　　伴隨著“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往來的頻繁，特別是包括科技高附加值產業、知識產權密集型產業、文化創新產業交易數據的不斷擴大，如何確保投資安全已經成為廣大走出去經營主體面臨的重要課題，而政治手段將不再是經濟糾紛解決中的選項，那么爭議解決機制的建立成為必然要求之一。

　　1、市場經營主體需要運行良好、協調統一的制度保障

　　考慮到知識產權制度的非政治性、智力成果交易的密切相關性、國際統一知識產權制度的共識性等特點，知識產權規則的輸出成為“一帶一路”戰略實施中除政治因素、外交因素、法治環境因素之外的必然選擇。

　　毫無疑問，“一帶一路”經貿合作內生動力需要良好的制度保障，只有律令統一，投資主體對其投資回報的可預期性穩定才能確保“一帶一路”戰略的順利實施，特別是目前以國有企業為投資主體的熱潮退去之后，民營資本或者市場競爭主體的逐步介入更需要統一運行、協調一致的知識產權規則保駕護航。

　　知識產權制度的形成之初，其最初目的即是最單純的——保護智力成果并激勵創新主體的創造積極性，這一點與作為政治因素的統治特性截然不同；而經濟從業者追逐“經濟利益”的本質要求知識產權制度對其智力成果進行強有力保護。

　　知識產權制度天生具有“智力成果交易的密切相關性”，在科技高附加值產業、文化創新產業交易過程中，一旦完成物權轉移，智力成果的所有人很難再次對其無形資產進行實體上的控制，對于創新成果來講，很容易被復制的特性必然打擊沒有貨的足額回報的創新主體的積極性，這與文化輸出的“價值觀特性”具有明顯區別。

　　“國際統一知識產權制度的共識性”基本上在全球范圍內普遍接受，特別是在“一帶一路”沿線各國中運行良好的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歐亞專利組織、歐洲專利組織、東盟知識產權組織等區域性、全球性知識產權組織在各國發揮了或多或少的積極作用后，“一帶一路”沿線各國接受程度較高，而區別于法治因素所帶有的意識形態環境而可接受度普遍較高。

　　2、“一帶一路”的可持續性發展要求知識產權規則的統一

　　尋找到“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特別是逐利的市場競爭主體對知識產權規則的需求一致性，那么“一帶一路”沿線各國勢必具有了內生動力去完善和執行該知識產權規則，而知識產權規則的統一性成為“一帶一路”可持續性發展的必然要求。

　　如果在交易過程中，因為印度動輒針對藥品進行強制許可或者對于知識產權侵權現象視而不見，那么高附加值科技創新主體所在國家將喪失輸出或者與印度進行藥品技術許可的動力，對于知識產權所在國以及印度等輸入國來說均是損失；而馬來西亞由于可以對“即發侵權行為提起訴訟”的具體制度并且運行良好，那么廣大知識產權創新主體將積極踴躍地與其進行經貿往來，特別是輸出高附加值科技產品，不僅能夠豐富其國民的消費需求，更能增加創新主體所在國的經濟利益。

　　2016年，“一帶一路”知識產權高級別會議在中國北京舉行，“一帶一路”倡議沿線國家知識產權機構的代表作出《加強“一帶一路”國家知識產權領域合作的共同倡議》恰恰體現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要求知識產權規則統一的迫切需要。

　　三、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成功實施更需要知識產權規則的輸出

　　中國知識產權制度實施30余年以來，在成功保護并激勵廣大競爭主體創新創造成果及活力的同時，在經濟建設中的巨大成就已經得到包括“一帶一路”沿線各國在內的全球國家的認可。在中國經濟建設走出去戰略實施的過程中，資本逐利的特性體現的更加淋漓盡致，特別是在“一帶一路”大框架下，知識產權規則的統一性要求中國輸出自有的知識產權規則。

　　1、中國運行良好的知識產權規則具有輸出的可行性

　　中國知識產權制度的建立與不斷完善，有力地保障了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一方面，知識產權制度有力地促進了國家的創新發展。中國通過不斷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促進知識產權轉化運用，營造了良好的創新環境，極大地激發了人們的創新創造熱情。中國在高鐵、核能、新一代移動通信、航空航天等領域，研發掌握了一批自主知識產權關鍵技術，有力推動了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加快了從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的轉變。另一方面，知識產權制度有力地支撐了國家的對外開放。日益完善的知識產權法律環境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國外企業來華投資興業。僅“十二五”時期，國外企業來華申請專利就由9.8萬件增加到了13.4萬件，其中“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企業在華專利申請量也在穩步增長。

　　可以說，中國知識產權制度的良好運行具有可復制性的前提條件。

　　2、中國運行良好的知識產權規則具有輸出的內生動力

　　中國企業在維護自身知識產權的過程中，已經熟悉并掌握了中國政府設立的知識產權制度和游戲規則，并且能夠運用自身游戲規則為自身利益謀求發展，因此廣大競爭主體在走出去過程中希望“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能夠提供良好的知識產權保護，只有這樣才能保障中國廣大企業主的投資回報預期。

　　2013年12月4日，江蘇省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向被告中國建材集團下屬子公司合肥神馬科技集團有限公司送達ZL200880010220.5涉案專利侵權訴訟的判決書，駁回原告英國BWE公司的所有訴訟請求。這標志著中國自主研發的“鋁管包覆連續擠壓機生產線”沒有侵犯跨國巨頭的知識產權并進而打破了國際壟斷寡頭在這一細分領域長達數十年的壟斷地位。

　　如果上述合肥神馬科技集團有限公司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輸出上述“鋁管包覆連續擠壓機生產線”過程中，出現知識產權侵權現象，其必然要求沿線國家能夠提供強有力的知識產權保護，打擊那些抄襲、復制其“鋁管包覆連續擠壓機生產線”的侵權者，又能保護其進行進一步地升級換代，使其保持技術制高點的優勢。

　　3、中國政府應當為知識產權規則的輸出提供政治保障

　　“一帶一路”戰略的成功來自于廣大“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特別是中國作為東道國的積極推動特別是廣大經營主體的良性參與，雖然實施初期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投資者多以鐵路、公路、港口、電力設施等為主體的基礎設施建設為主，但是國有企業完成歷史使命之后，民營經濟體勢必會迎頭趕上，才能調動整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積極性和創新活力。然而資本逐利的本性要求“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保障其資本投入的安全和回報預期。

　　作為廣大民營企業主體，憑借其自身力量實現知識產權規則的輸出并力爭實現統一難度可想而知，因此中國政府需要借助政治的、經濟的、外交的、安全的領域等手段，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知識產權規則的輸出，為中國“一帶一路”參與主體提供有力的知識產權制度保障。

　　比如中國政府可以通過“一帶一路”知識產權預警信息通報機制，及時發布“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知識產權動態，特別是高頻率侵權國家信息等，以向其施加壓力督促其提升自身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

　　比如中國政府可以通過“一帶一路”知識產權海關執法措施，完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第29條 的相關規定，在一定程度上對外國進口商侵犯我國知識產權產品的進口行為，組織有關部門加強調查、研究，并及早制定本條款的相關立法解釋、司法解釋，并在實際操作中給侵犯知識產權企業以“顏色”，保護知識產權權利人的國內利益。

　　“一帶一路”框架下的知識產權規則的輸出意義重大，不僅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參與主體的迫切需求，也是中國政府作為東道國確保“一帶一路”戰略的順利實施的必然要求，在“一帶一路”知識產權規則的輸出過程中，中國政府應當積極引導廣大參與主體，力爭實現知識產權規則的統一，以保護廣大創新主體的積極性，為“一帶一路”戰略地健康發展實現互惠互利。